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引发国际社会热烈支持和普遍赞扬。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21年9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4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后，提出的第三个全球性倡议，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担当与气度。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突破了“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文明冲突论”等四重论调，为繁荣人类文明百花园、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和平发展与交流互鉴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
一、打破“历史终结论”，为繁荣人类文明百花园发挥中国作用
1989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1992年，他在该文基础上加以扩充，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一著作。福山在其文章和著作中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体系已取得了历史的终结性胜利。“历史终结论”基于一种先验的普世价值观，假定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趋向于一个普遍的“终点”。然而，历史的发展远比福山所预言的要复杂得多，充满了不确定性。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受地理、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有着各自独特的发展路径。三十余年来的人类政治文明并没有按照福山所预测的那样演进，“历史终结论”未能预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全球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的种种新挑战。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展示了除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用铁一般的事实终结了“历史终结论”。
与“历史终结论”的线性视角相比，全球文明倡议认为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文明间彼此平等，都是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文明倡议并不否认存在着一些为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并且强调要尊重不同文明对上述价值理念的理解和诠释，在追求这些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应当允许不同文明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历史终结论”的单向史观，认为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动态的，不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终点”，鲜明反对将某一特定的政治或经济发展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并强加给其他国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着诸如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悬殊、生态环境危机和技术伦理风险等共有难题，亟需立足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新视角，放下文明偏见和歧视，通过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和各文明间的互学互鉴寻找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二、突破“西方中心论”，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提供中国方案
“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将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视为文明的唯一评判标准，认为其他非西方文明都是落后的、愚昧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认为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足够的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的束缚，直到19世纪中叶来自西方的冲击才使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演变。上述观点过分放大了外来的西方力量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西方中心论”曾长期主导着国际话语体系，它将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视为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标杆和样板，一味忽视或否定其他文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中心论”充满偏见和狭隘的视角不但阻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合作，有时甚至还加剧了文明间的对抗、矛盾和冲突，其局限性和弊端日渐显现。国际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理性的声音呼吁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偏见，寻求更加平等、多元和包容的理论和实践新视角。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走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发展路径，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和选择。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存在的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倡导通过多边机制和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展现了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全球治理新视角。相较于“西方中心论”往往隐含的文明优越感，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发展观，充分尊重各文明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与“西方中心论”下常出现的利益不均、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形成鲜明对比，全球文明倡议秉持开放、包容、普惠等理念，提供了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新模式。面对种种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和人类共有难题，全球文明倡议提倡合作而非对立，互鉴而非排他，共赢而非零和，为充分理解并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和谐的世界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
三、跳出“国强必霸论”，为各国文明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国强必霸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论调认为一个国家一旦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就会不可避免地寻求向外扩张，试图在国际舞台上主导他国，以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大国在成为强国之后采取了扩张和霸权行径，如欧洲的殖民扩张、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等，这些实例在一些人看来构成“国强必霸论”的实证基础。然而，“国强必霸论”过于突出竞争和对抗，忽视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实现共赢的可能性，往往促成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和短视的国际政策，加剧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国强必霸论”的局限性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愈发凸显，对国际关系的理解需要超越简单的力量对抗，寻求基于尊重、合作、共赢的文明交往互动新理念。
“国强必霸论”并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即使是在综合国力最强的时候，中国也没有对外殖民掠夺、没有炮舰政策、没有强加于人的不平等条约，绝不会为了自己称王称霸随意侵略他国。全球文明倡议诞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了赓续千年的中华文明中蕴含的丰富智慧，牢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历史教训，秉持和谐共生、以和为贵的交往准则，成功跳出了“国强必霸论”的陈腐逻辑。全球文明倡议明确摒弃“国强必霸论”的旧有思维，强调国家力量的增强并不是无可避免地指向对外扩张和霸权行径，应把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作为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全球文明倡议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道，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避免零和博弈、实现共赢发展的范例。在上述倡议和理念共同构成的框架下，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维护公平正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携手面对人类共有难题和挑战，共享文明发展成果，增进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这种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新模式、新秩序，将有助于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稳定、和平、安全、繁荣的国际社会。
四、超越“文明冲突论”，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汇聚中国力量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论著中提出了所谓“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冲突的主要源泉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体制的差异，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差异。他将世界划分为八种主要文明，并且预言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未来国际冲突的主导形式，特别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将对西方文明构成重大挑战。在“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视阈中，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双极化向多极化转变，国家行为不再仅仅由意识形态决定，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的政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文明冲突论”自提出以来就备受争议，一些人批评它可能加剧不同文明间的紧张关系，不利于文明间的交流对话与和平共处。不幸的是，“文明冲突论”似乎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强调文明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心理预期本身就增加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将“文明冲突论”上升为政治价值观、政治哲学观，过分突出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和冲突性，则无疑会导致不同文明间产生更多的纠纷和争端。
全球文明倡议展现了中国在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为解决“文明冲突论”所预设的文明对立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文明冲突论”的狭隘视角和悲观预期与现实世界中日益加深的全球合作和愈发紧密的文化交流形成了鲜明反差。比起文明冲突，国际社会更需要一个包容和多元的视角来尊重、理解不同文明间存在的差异。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认同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理念正在取代“文明冲突论”，有力地推动各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合作、互鉴。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狭小框架，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深入交流，以文明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和谐共生为基础，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全球文明倡议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虽然各民族在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这些差异不应成为冲突的源泉。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各文明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与对话，反对以单一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文明的优劣，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开放的国际文化交流机制。近年来，中国还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极大促进了与共建国家在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了民心相通，加深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汇聚了磅礴的中国力量。（来源：党建网）
